所有上过学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初中语文课中有一篇文章------《唐雎不辱使命》。
在这篇文章中,面对秦王,唐雎有礼有节,面对残暴的秦王以“布衣之怒”回击秦王的“天子之怒”,唐雎跟秦王说完“布衣之怒”后“挺剑而起”,秦王立马就软了,长跪而谢之说:“先生坐!何至于此!”
被人恐吓一下就服软了,这根本不符合嬴政的性格。由此观之,《唐雎不辱使命》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,作为文学作品,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;其文出于虚构“拟托”,而且虚构“拟托”的手法也实在算不上高明。
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:“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,安陵君其许寡人!”安陵君曰:“大王加慧,以大易小,甚善。虽然,受地于先王,愿终守之,弗敢易。”秦王不说。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。
秦王谓唐且曰:“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,安陵君不听寡人,何也?且秦灭韩亡魏,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,以君为长者,故不错意也。
今吾以十倍之地,请广于君,而君逆寡人者,轻寡人与!”唐且对曰:“否,非若是也。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,虽千里不敢易也。岂直五百里哉?”
秦王怫然怒。谓唐且曰: “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?”唐且对曰:“臣未尝闻也。”秦王曰:“天子之怒,伏尸百万,流血千里。”唐且曰:“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?”秦王曰:“布衣之怒,亦免冠徒跣,以头抢地尔。”
唐且曰:“此庸夫之怒也。非士之怒也。夫专诸之刺王僚也,彗星袭月;聂政之刺韩傀也,白虹贯日;要离之刺庆忌也,仓鹰击于殿上。
此三子者,皆布衣之士也。怀怒未发,休祲降于天,与臣而将四矣。若士必怒,伏尸二人,流血五步,天下缟素。 ———今日是也!”挺剑而起。
秦王色挠,长跪而谢之,曰:“先生坐!何至于此?寡人谕矣: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,徒以有先生也。”
首先,历史上的唐雎,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,并不是如自己所举的专诸、聂政、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。
“伏尸二人、流血五步”的恫吓,“挺剑而起”一拼死活的架势,非唐雎一类的策士所愿为所能为。
其次,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,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,那种色厉内荏、前踞后恭的性格,和叱咤风云、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。
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,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,猝然之间,秦王“乃以手共搏之”,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,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。那种“色挠,长跪而谢之”的形象,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。
再次,重要细节严重失实。矛盾的彻底解决依靠了那柄来历不明的“剑”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:“秦法,群臣侍殿上者,不得持尺寸之兵。”
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,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,又怎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?
何况,其时秦国正与东方诸国全力相搏,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之使,焉能如此麻痹大意? 由此观之,《唐雎不辱使命》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,作为文学作品,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。
《战国策》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。它是一部独特的历史著作,与《国语》一样,是国别体史著,记录了从战国初年,到秦并六国之后,约二百四十年的历史。
书中的内容原来可能只是战国时期史官们记录下来的史料和纵横家、策士们用于揣摩、演练口才的文稿。后经刘向整理,并定名为《战国策》。
“战国 ”二字说明了这是一部与战国的史事有关的著作; “策”字则兼含二义:策士与策士们的策论。它记事不记年月,且往往夸张甚至虚构事件,这就严重损害了它的史学价值。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做“小说”
其次,这个故事正是当时策士们激情的体现。这种激情,是作为士阶层的自豪、自信、自尊,甚至自大。是他们道德上的自足与才智上的自信。
他们本来是无可凭依的一群,但在战国这样的大时代大风云中,他们发现,正是他们,才是真正的风云人物,才是真正的时代之子,才是真正的当代英雄!
他们是策士,是谋士,是侠士,是壮士,他们进取不息,奋斗不止,尚气任侠,轻生重义。他们沽名钓誉,追名逐利,他们藐视传统,粪土王侯,他们杠杆天下,推动历史。
他们一怒而天下震,安居而天下息 ———是的,他们就凭借他们的权变、机智、胆略与三寸不烂之舌,把一个时代变成了他们表演的舞台,把王侯将相都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……
当然,有一点也不能否认,《唐雎不辱使命》这篇文章的辞藻的确优美,可以帮助学生增强文言文阅读能力,培养文言文审美。但最难以令人释怀的是:
在介绍《唐雎不辱使命》这篇文章时,教科书居然称之为“史传文”!
我们知道,史书应该是很严谨的,如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,如果把《唐雎不辱使命》这种近乎于天方夜谈的虚构、夸大文章列为“史传文”,真有些误导青少年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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